白水供销社

　　在我的少年时代，计划经济下的白水供销社曾经风光无限，它作为一个特殊年代商品流通的唯一合法渠道和闭塞乡村联系世界的窗口，可以说是当时人们重要的公共场所。所以乡亲们不管有事无事，买不买东西，都喜欢往白水供销社里跑。它的门口两边醒目地刷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抓革命，捉生产”等大红美术字体标语。如今，“白水供销社”五个颜体楷书已经驳落得很难辨认了，它在旁边高矮参差的私人店铺的夹击下，早已丧失了当年的荣光，蜷缩在那里，显得孤寂而冷清。

　　曾经炙手可热的白水供销社其实是一个烟酒副食品、棉布百货、文具用品、农业生产资料和废品收购站的综合体，属国营性质。由于国家重要商品资源匮乏而实行计划供应，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等紧俏商品都是实行凭票、凭证去供销社购买，因此，供销社的地位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无疑是高高在上。作为形制不错的乡村标志性建筑，白水供销社几乎一家独大，无所不能，是全乡人民的杂物铺，小到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大到自行车、收音机，一应俱全。当时，乡亲们的欲望不大，一切日常所需品在这里都能买到。而那也是众多乡村孩子对经济和交易的最初认识。

　　当时，白水供销社位于南门街南边尽头李浦桥与我的母校红星小学中间的一条无名小路上。上小学期间，每天上学、放学，白水供销社是我的必经之路，可以说，我每天会无数次地与它进行美好的相遇。白水供销社坐南朝北，与我家的祖宅：南门街一号隔河（李浦河）相望。南门街一号与我家可谓渊源甚深，系一间二层老房子，土木结构，木质构件要比砖石多，这里曾居住着我血脉相连的无数亲人。祖父和祖母一直居住在祖宅，没有结婚的伯父以及叔叔们也跟他们住在一起。伯父、父亲在成家立业后，也曾先后暂住于此，而我的襁褓岁月------从出生到二三岁，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只是年代久远，我对居住在此的印象几乎全无。如今，尽管老房子已是风烛残年，但四叔、四婶仍然像“钉子户”一样地坚守着在那里，不愿搬迁，成为老房子最后的守护者。

　　白水供销社在道路上由东西和南北走向的两排灰砖平房连成“L”形矗立在街角，占据了八九间门面的位置，比普通的民居显得高大、气派。除农业生产资料门市部(因为里面经营着各种农药和化肥)位于东侧的一角，单独分开外，其余各个门市部一连贯通。供销社的每个柜台都是相同的陈设，整面靠墙的立式货柜，前排清一色三层玻璃货架，货架靠里面有推拉门，可以上锁。两位营业员负责一个柜台，那时候没有手机，营业员上班时一般都会搬张凳子，在玻璃柜台后面正襟危坐着，有顾客要看商品，得需要营业员起身拿，遇到总看不买的顾客，营业员甩脸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从其它门市部去生产资料门市部，得出门绕过一棵苍老的大榕树，过去，我常以此作为一个地理标志，因为过了榕树，即接近就读的母校红星小学了。只有两间门面的农业生产资料门市部坐西朝东，里面总是弥漫着呛鼻的气味。与它一河之隔的是一座作坊式的大型砖窑，那是生产队自主经营的一项副业。几根高大的烟囱赫然挺立着，它总是夜以继日地冒着黑烟。砖窑的前面分门别类地码放着用细致的黏土切成、待晒干的砖坯，或者用火焙烧刚刚出炉的青砖。彼时，烧窑还尚未实现机械化，完全靠人工。而窑里温度奇高，一进入，一股燎人的热气就会扑面而来。课间，好奇心作祟，我和同学们常常去那里凑热闹。

　　我的印象中，白水供销社就是如今的百货公司、大型超市、商业综合体。由于那时物资匮乏，而供销社对商品实行全面的垄断，是绝对的卖方市场。除每个月底，白水供销社要例行关门“盘货”一天外，其它时间均全天候开门迎客。作为乡里信息集散地，每天，白水供销社的门口总聚集着一些老人，他们坐在几条长凳上，夏天拿一把蒲扇，冬天背着暖阳，天南海北地畅叙着悠闲的乡村慢生活，甚至到了中午时分，有的人还意犹未尽，不肯回家。

　　每天早晨，只要白水供销社大门一开，人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涌进里面，有的还从老远的村庄特地赶来为的就是能买上一些生活必需品带回家。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供销社所经营的商品最令人放心。特别是一些家庭妇女，她们总喜欢到棉布百货门市部凑热闹，从那个竖放着卷成轴的一筒筒五颜六色布匹的货架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布料，考虑着剪一块布请裁缝师傅量体裁衣给家人做件新衣服。布料买久了，营业员个个手上都掌握了一手绝活：布动尺走，尺寸一量，用剪刀剪一小口，“刺啦”一声，没有丝毫犹豫与反复，布料就完美扯折到了顾客手中，绝不多出一根“出轨”的线头。

　　留在我脑海中最深的莫过于当时的布匹结账付钱款方式。它不像如今面对营业员一手交钱或刷卡，一手交货。在供销社营业大厅的正中，有一个比所有木头柜台高出一倍多的木头高台，那是总收款台。它像个木头碉堡，一位女收帐人高高地坐在上面，只露出她那颗圆圆的脑袋，从装在她头顶上方的机关枢纽，分出好几路钢丝绳，拉到布匹柜台的营业员头顶，每路钢丝绳都挂有一个大夹子，能在柜台和高台间来回滑动。营业员剪好布后，往往将顾客付的钞票和布票用夹子夹住，用力一推，票夹就会顺着悬在店堂上空的铁丝迅速地滑向收银台，而坐在全店最高位置的收银员在上面接到飞来的票夹，很快会响起“噼哩啪啦”打算盘的声音，结好账后，她会将发票和要找的零钱合在一起，重新夹在票夹里，往下一推，票夹便“嗖”地一下飞向下方柜台。营业员应声取下，于是，“银货两讫”，一笔剪布的买卖就做成了。就这样，“吱吱”声音此起彼伏，大家甩来甩去，那架势真有些武林高手过招的风范。

　　于我而言，副食品和文具用品这两个柜台无疑最具吸引力。平时，陈旧而干净的副食品柜台对我总是充满着莫大的诱惑，在副食品柜台，彼时的果品糕点都是散装的，没有精美礼盒包装。由于供销社离我的学校只有二三分钟的步行路程。课间，我也常与同学结伴去那里。副食品柜台与我们的肩膀差不多高，去买零食时，我们总爱把下巴支在柜台的边沿上，目不转睛地盯住某样自己喜欢的食品，那里排列着一只只方方圆圆的玻璃容器，堆满着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包裹着花纸头的高梁饴、崩脆雪甜的油炸麻花，还有桂圆、荔枝、饼干......尤其是混合着淀粉和糖浆的山东特产高梁饴，软糯、弹韧、清甜，是我的最爱。如今，已好多年没有吃过那种怡糖了（进人中年，自然与开始戒糖有关，这亦是告别童年的标志之一）。

　　在柜台内的搁板和柜台后的原木货架上，另摆着纸烟、瓶装白酒等。出于对甜食的嗜好，我会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带有污迹的钞票，从营业员那里得到几棵散装的糖果。当刺耳的预备铃声开始尖叫起来时，我们才撕开五颜六色的糖纸，嘴嚼糖果分享着，慢悠悠地踱出供销社，并开始向教室一路小跑过去。

　　广东作家陈思呈在其散文《在我们去打酱油的那条路上》中写道：“说到打酱油，曾是我们的常规工作。八十年代的每个孩子都干过。”读到此处，我不由地莞尔一笑，一时心有戚戚焉。因为我就曾同样有过多次的打酱油经历。当时，每当家里用完了酱油、酒、醋之类这些家庭必需品，母亲总会差遣我带零钱去白水供销社的副食品柜台。家里为了省钱，舍不得买瓶装的，都是零打。问清斤两后，营业员总是不紧不慢地掀开那口半人高半人宽黑釉色的酱油缸的盖子，盖子是由两扇半圆形的木板拼接起来的。他把漏斗插进瓶口，取下挂在油桶边沿上的酒提。酒提有个细长的柄，他用酒提“扑通”一声沉入酱油缸中，稳稳地提起，对套插在瓶口的漏斗微微倾倒，褐红色的酱油便沿着漏斗徐徐流进瓶子，滴油不漏。营业员用抹布利索地将瓶口擦干净，盖好后递给我。一路上，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走路，生怕瓶子里的酱油泼洒出来，直到回家交给大人。

　　当时，可供我们阅读的图书并不多，而在紧挨棉布百货柜台的文具用品的柜台里常年摆放着一些小说、农技图书等，那些书静静躺卧在玻璃柜里，悄无声息，都散发着难以言喻的魅力。而最吸引我的则是那几排摆放整齐的连环画。当时，连环画用最节制的语言，配以图画，将故事情节最大化，同时也弥补了孩子们认字不全造成的阅读障碍。可以说，连环画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知识，我后来不止一次看到，一些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作家的少年时代都受益于连环画。

　　于是，去白水供销社于我而言，便有了另一种的期待。在供销社里，我则常常徘徊在副食品柜台与文具用品柜台之间，一边饥肠辘辘，一边头脑空空，若二者择其一，我却宁愿后者。尽管当时文具用品柜台的连环画数量无法与新华书店相比，但有时也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而一有新的连环画，更是把我的心撩拨起来。因此，每次来白水供销社，我都会在图书柜台前流连半天。货架隔着柜台，要想把那些连环画拿到手里翻一翻，需要招呼营业员过来。在我的印象中，几位女营业员有着天然的职业优越感，一有空，就在那里纳布鞋底或着织着毛衣——她们似乎有永远织不完的毛衣，有时也会偶尔清扫一下货物的积尘，好像清理一点心中的孤寂，以打发无聊的时光。

　　面对我的要求，那些热衷于干私活或聊天的营业员多半显得很不耐烦。有时，营业员把连环画取过来，我刚翻了几页，便在她们不满的注视下，很快被要了回去：“不买就别翻了，翻坏了卖不出去。”尽管营业员的态度并不好，可我一旦拥有了一定的零用钱，还是会兴冲冲地向白水供销社飞奔过去，在图书柜台前的一堆连环画中挑来挑去。因为零钱并不多，而连环画不是开架且系明码标价的，往往每次只能买上一二本中意的连环画。而有时碍于囊中羞涩，就只能“望书兴叹”。于是，从白水供销社出来后，我一边走一边兴致盎然地捧着看，如此走走停停，到家时，往往一本连环画也就看完了。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西游记》和《封神榜》全套连环画的最后几本就是在白水供销社买齐的。由于许多套装的连环画不是一次性出版，得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买齐一整套的连环画。在小学、初中阶段，我就先后从白水供销社里购买了几十本的连环画。

　　说起白水供销社与我，至少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那时，我们去寺前街的沿途会时不时邂逅一些连环画书摊。连环画既是生动的故事，也是一种美的教育。这些连环画摊通常支在弄堂口、供销社、百货公司前等明显地段的屋檐下。摆摊人将连环画目别汇分地摆放在木条钉成的简易书架上（书摊旁往往支着一辆自行车，一只大木箱捆绑在车的后座上，以供收摊后放置连环画用）。其实说其为书摊还是有点奢侈：豪华些有一排供顾客看书时坐的小凳子再配上一顶遮阳伞，简单的就是仅仅摆一些小凳子而已，可这样摆在露天下的简陋摊子却依然能够吸引着行人的眼球，散发出一种不曾有过的诱惑，每天，看连环画的生意几乎爆满。因此，小书摊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是我经常驻足停留的、格外感兴趣的地方。

　　上初中一年级时，我已开始拥有了近二百多本的连环画。那个寒假里，我萌发了摆连环画摊的想法，并准备将其付诸行动，于是，便鼓起勇气，大胆地向父母提出了要在春节期间摆摊的想法，但没想到的是，这一想法却遭到母亲的极力反对：“一个小孩子大冷天挨冻去摆什么小书摊？”好在父亲通情达理，让我及时找到了“同盟军”，他坚定地支持了我这一“壮举”——“让孩子去锻炼一下何尝不可？”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和父亲的力挺，最后，母亲看我态度坚决，只好答应我的请求。

　　全家人反复遴选后，最终将摊位锁定在与白水供销社副食品柜台近在咫尺的一条公用长廊里。而这条长廊正对着供销社的副食品柜台，亦是联接乡政府南面诸村的脐带，还可以遮风挡雨，是较为理想的一处摆摊点。在此摆连环画，既可以满足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也能够为远足的行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歇脚处。

　　当时的条件非常简陋，将公用长廊水泥地清扫干净，地面铺上一张张塑料纸，将连环画分门别类地摆在上面，便成了一个简易的小书摊。定价机制是我自己发明的：薄一点的一本收一分，厚的收两分。当时，摆书摊绝大多数是成年人，像我这样的初中生很罕见，兴许正因如此，我比成人更容易招徕顾客，因此它一铺开，就吸引着许多南来北往的人们驻足。面对许多潜在顾客的咨询，我得不厌其烦地腆着脸告诉他们看书的价格。那天上午，当完成人生中的第一单“生意”时，我简直无法克制内心的激动心情：将第一笔劳动所得——“二分零钱”拿在手里，反复摩挲半天后，才小心翼翼地放在口袋里。

　　可摆小人书摊是一件很辛苦的活儿，从正月初三开始，我每天一大早开始，就得守株待兔似地看着书摊寸步不离，直到天黑才收摊。在正月里，即使蜷缩着脖子，包裹着厚围巾,但敞开式的书摊还是难以抵御低温和阵阵的寒风，显得格外地寒冷，缺少活动的我经常冻得簌簌发抖，一天下来，往往鼻青脸红，手脚发僵。摆书摊的那几天，中餐都是母亲在家烧好后装在铝制饭盒专门送过来的，我就站在书摊旁将就着吃。而天气也往往成为影响摆书摊重要的因素，一遇到下雨天的时候，行人稀少，摊位的“生意”就显得非常清淡，即使在那里候上半晌也无人问津，但我却只能百无聊赖地干坐着或者在摊位边不时地走动。一周下来，母亲看着我每天早出晚归，心疼不已，在正月初九时，她便强行要求我终止摆书摊。

　　于是，我的摆书摊生涯来得忽然，也终止得迅速。而通过摆书摊亦使我懂得了大人们平时劳作的艰辛和赚钱养活家庭的不易。尽管摆书摊仅仅持续了一周的时间，但它作为我少年时代的一段难忘而快乐的经历，早已凿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明明很遥远却仿佛是最近的沉淀，时不时地会泛上心头。虽然辛苦，却很有收获。摆书摊的总收入不到三十块钱，可于我而言，已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它补充我后来上中学的费用，这足以让我感到有一种短暂的成就感。

　　改革开放后，供销社作为一个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它独一无二的尊贵地位也开始悄然淡化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市场的开放，多种经营主体“忽如一夜春风来”，供销社渐渐被各种超市、小卖部所代替，从而失去了其垄断地位，很快成了风云旧迹，当然，这是时代发展的步伐。那家曾让乡亲们引以为豪的白水供销社再也没能迎来“病树前头万木春”，它和身边并排连着数幢老房子一起很快地湮灭在历史的铁蹄深处。如今，白水供销社几乎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它像一本发黄的日记本收藏着我成长岁月的痕迹。